其他
郭台辉|中华民族的共性与特性——时空关联的视角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以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同时展开。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长期互动互助，社会关系逐渐凝结成以共同体为单位的稳定结构。稳定的共同体最初表现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社会生活层面，逐渐沉淀成更为深层的文化基因与道德规范，并上升到跨地域、更有力量的政治观念、制度与行动。人类需要并栖息于多层多样的共同体，而政治共同体是所有其他共同体形式得以稳定与延续的根本保障。共同体在具体时空中展开，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们受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识及其之间关系的限制。其中，时间意识让人们真实感知共同体及其外界客观事物存在的各种变化，包括不变、渐变、突变、周期变与线性变，而空间意识让人们感知共同体与外界存在物以及之间互动关系的物理占位与方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识规定了“我是谁”和“我们是谁”这些关于共同体归属身份的元问题，也限定了人们对共同体形式的认知与想象。没有时间意识，人们不知道自身所归属的共同体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没有空间意识，共同体及其成员迷失具体方位和变化方向。换言之，共同体意识、生存危机意识与归属意识决定于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识。 本文以中华民族为分析单位与研究对象，是基于上述关于共同体及其时空关联的认知框架。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多重社会关系空间扩展和长期积淀的结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文化、道德规范和政治等诸多关系相互叠加，形成最为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关系出现的时间不同、空间的占位也不同，以至于不同时期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不同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形成不同程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观念表现出来的具象非常复杂，而作为观念表达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无法得以本质性地清晰限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有必要置于特定的时空关系进行考察。历史时间与世界空间交织互嵌为一个“时空体”结构，在此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形成契机与历史遗产及其复杂性程度对空间维度的存在状态与运行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把中华民族之树置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之林进行形成过程的宏观比较，以此定位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共性与特性。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展开：一是时空定位，把握中华民族形成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及其关联；二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国族，并对照西方现代早期形成的民族国家，寻找国族形成的共同特征；三是进一步探索中华民族的独有特征，把这种独特性转化为文化基因、经济优势与政治自信。这种独特性不仅是中华民族从传统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政治民族的特殊路径，并且是中华民族崛起、复兴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成功密码。
1 中华民族的时空定位合理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首先需要进行时空关联的客观定位。话语分析是理解观念的有效途径，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完整而独立的观念单元，其表述的命题很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崛起”这些政治命题耳熟能详，但命题表达的语义及其适用的语境却存在很大差异，需要立足于时空关联进一步澄清。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进行性质定位，可以分为三方面来理解。其一，中华民族是一种共同体单位。中国人可以因地域、习俗、语言、文化礼仪等诸多共同体来识别和界定，但中华民族作为一种超血缘、跨地域、超阶层地位的政治共同体，其内在是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在如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世界体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是最大范围的、世界公认的实体性存在。其二，中华民族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意识层次的观念单元。从观念本体论和意识实在论来说，中华民族是表达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的观念性存在，制度形态与行动实践都是观念的具体落实。观念单元作为整体存在，可以通过象征符号体系来表达，但无法化约成更小的组成元素，其性质和特征也无法用更次一级的观念单元来描述。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统摄性的观念原则，把内部所有同质性的文化和文明元素汇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观念单元，唯此才能与现代国家观念相匹配，并结合而成一个公认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其三，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共同体意识。20世纪的现代世界因民族国家之间军事冲突与经济竞争，招致大规模的战争及战争威胁，使现代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宗教问题、种族问题与移民问题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使人类面临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危机。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最强大、最可靠的政治共同体，中国人唯有团结并凝聚于此，从中落定身份认同感与安全感才能延续安定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达一种时间向度的预设，把过去的集体记忆、当下的生活体验、未来的想象与期待紧密关联在一起。“复兴”是一种内生性演化逻辑和纵向比较意识，意味着中华文明史上曾有过伟大而辉煌的鼎盛时期，只是后来进入腐化与衰败的历史时期，而今萌生一种再生的渴望，强烈要求摆脱落后民族被动挨打的局面，重返集体记忆中的那种伟大时刻，并视之为一项作为统领性原则的政治工程。在这种预设中，兴盛—衰败—重建—复兴的时间逻辑采信循环史观，表达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强化的历史周期意识，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人物与事件合乎逻辑地进入物质化和符号化的象征体系，再现由盛而衰的退化史与由衰而盛的进化史两种历史轨迹。中国新生的国家政权经过70余年建设，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让当下中国人体验到积极奋进的团结与信心，感受到正处于复兴的“伟大时代“，或者“伟大时刻”即将来临，进而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纳入自然时间刻度上可见的未来想象。相比较而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种空间结构的向度，以宏观比较的视野表明中华民族、世界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共生关系，至少蕴含三层含义。其一，人类是以民族共同体形式聚居，而世界空间是以民族共同体为构成单位和地域范围，诸民族不分大小、贫富与强弱，都跻身于当代世界这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构成的共生空间，各民族的存在形态和运行特征基本相似，而中华民族不仅不能独立于这个共生空间之外，还必须为共同繁荣与发展而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其二，由诸民族构成的现代世界形成一片森林，而民族之树木必然有共同的成长环境，比如土壤、阳光雨露与气候环境，遑论临近的树木之间盘根错节、齿唇相依。森林需要包容性强，允许生物多样性，树木存在生命周期和成长过程的差异性以及基本形态的个体性，由此而形成的森林才有生命力、物种多样性、复杂性与丰富性，不能用某一棵或几棵树木的标准来丈量其他树木，更难以控制森林或压制其他的生长空间。其三，每个民族都积极争取自己的生长空间与资源，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与其他民族处于竞争与紧张关系，给共同相处的世界空间造成冲突与危机，甚至是弱肉强食的殊死斗争。中华民族人口众多、领土辽阔、资源丰富，是一个悠久历史的文明连续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不可忽视的大树，但也可能因此受敌，而“屹立”可以表达期待、尊严与力量等多重含义。“中华民族崛起”表达时间与空间双重意识及其关联性。一方面，“崛起”时间无论长短，都不是一蹴而就，发展变化有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正如“站起来”(独立)、“富起来”(富裕)、“强起来”(强大)所表达的时间次序。在此过程中，崛起是展示文明体的整体力量，但在各领域和层次并非一致。后发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崛起的一般路径是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然后体现在军事-政治领域，进一步投射到历史-文化-心理领域，至此完成民族共同体的“崛起”过程。当然，在时间意识上，“崛起”并没有“复兴”那种历史周期的长时段意识，更多采取一种由弱而强的线性史观。另一方面，“崛起”体现为多层空间。最小空间体现在民族共同体内部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的显著成就，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崛起，进而带动更大领域的经济发展，推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整体经济繁荣。经济实力推动政治组织与动员能力的提升以及军事力量的强大，使民族国家共同体成为区域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主导力量，进而在全球经济体系与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力量。因此，“中华民族崛起”展示时间进展和空间扩展的两种动态交织过程，表达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时空关系转型。 显然，关于中华民族的几种命题表述都具有宏观大视野的比较意识与方法。“复兴”是在时间轴上进行长周期兴衰更替的历时性比较，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一种世界空间范围的宏观比较，“崛起”强调时间延续与空间扩展的两个动态变化过程，是在“时空体”中不断涌现，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双重结构体过程中，因此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比较意义。研究中华民族既需要重视长时段的时间意识，才能把握中华民族起伏变化的基本脉络与规律，还要重视大视野的空间意识，才能把中华民族置于诸民族单位构成的现代世界，寻找不同民族在进入世界体系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一方面，任何政治民族的来源与形成过程借助其独特的传统资源，由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的方式、契机和时间节点不一致，在国际格局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不相同，从而呈现独特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现代政治民族作为世界一个合法的政治单位，构成国际社会认可的现代国家，在基本运转和属性方面存在共同特征。这意味着需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时空关联的比较，由此确定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的共性与个性。共性是使特定民族国家彼此沟通成为可能，而个性是特定民族国家自我识别及其成员自我认同的来源。在某种国际情境下，个性可以导致一个政治民族走向衰落，而在另一种国际情境中走向繁荣。换言之，通过宏观比较，可以寻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境条件与机制。
2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共性国族作为国际社会通行的一种政治单位形式，是舶来的观念与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的兴起在现实上是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近代中国需要内部整合与团结；在思想上是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政权构建需要民族构建的观念支撑。但从观念生成到普及主要经历两次转换。其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日本与西方各帝国的持续侵略，梁启超率先在蒙、汉、藏等社会民族之上提出“大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第一次在国族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观念，并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现代国族与现代国家结合的首次尝试，在制度上结束了单一社会民族支配王朝国家的传统统治模式，中华民族观念第一次成为中国人表达民族自觉与团结的政治象征符号。据此，马克斯·韦伯在1914年指出，中国已经“获得‘国族’特质”。当然，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是一种催熟的国族观念，仅在知识与政治精英群体的小范围传播，而作为政体制度形式的民国却完全不成熟，昙花一现，因帝制复辟而流产告终。然而，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成为现代意义的政治共同体单位，从此向国人和世界展示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式，为后来的观念传播与制度落实奠定基础。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和大范围普及是在日本侵华之后。侵华战争把所有中国人带入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各社会民族以及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社会大众高度认同中华民族观念。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以及孙科与芮逸夫的“中华国族”表述在学术界引起诸多争论，围绕“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展开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与宣传，无疑扩大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了全体中国人的国族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国号，意味着中华民族与新型的现代政体即社会主义国家再次结合，以民族-国家的制度形态重新进入战后形成的新世界格局。新中国的成立在国际社会逐渐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并建立平等和正式的外交关系，1971年联合国承认新政权的合法身份，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从此，中华民族作为国族形式、社会主义政权作为国家形式，在国际上获得民族国家单位的合法身份。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观念的形成与体制性落实，既处于一个独特的外部国际环境，又有一个复杂的、独特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但从现代世界诸民族国家的国族性质和形成特点来说，中华民族具备现代民族国家之国族构建的普遍特征。在基本原则上，国族是立足于现代国家构建而构建的政治民族，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义上使用的“民族”，是相对于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渐集族而居的社会民族或地方文化共同体而言。社会民族因地理环境与地方习俗等不同，产生小范围、小规模、形态各异的地方文化共同体，但“国族”则是现代国家进程中为了“人口国民化”与“国民整体化”而构建的政治共同体。所以，统一构建的政治民族与自然形成的社会民族之间存在性质上的本质差异，而且是“一”与“多”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领土国家的形成都因垄断物质性力量的军事与经济，需要统一精神的现代国族相配合，用以垄断非物质性力量的信仰与文化，以至于结合而成的民族国家成为现代世界最大规模、最为稳固的政治共同体单位。从此，民族国家具有统一的外在形式和象征符号标志，包括国号、国歌、国徽、国语、国土、国界、国民等。相应地，在国际社会里得以合法承认的现代国家都以国族为单位而构建，并以此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单位和政治行为体，进行国际之间的政治交往、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以至于“国家政权”(state)与“政治民族”(nation)在概念上混为一体，实践操作也彼此难分。在形成动因上，国族观念的兴起源于传统身份认同的总体性与结构性危机。人类历史几乎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因社会关系而凝结形成的地方共同体，但国族观念完全是现代现象。随着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败，一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再也无法在传统身份等级秩序中找到位置，出现难以弥合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往往在传统秩序之外想象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进而把身份平等的新秩序付诸实践。但威胁旧体制和社会大众生死存亡的外部力量形成一个必不可少的机会结构，使精英群体对传统秩序的怨恨剧增，加速瓦解传统的等级身份秩序，同时增强新兴的政治民族观念对社会的吸引力与向心力。在新兴的政治民族吸纳更多精英群体过程中，社会大众也体验到新型共同体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精英与大众出现空前的团结一致。新兴的政治民族意识与认同不同于传统的地方共同体意识，是以大范围的特定地域为基础，把所有栖息其中的人口不分财产、地位和阶层都视为同质的平等个体，并以平等的政治身份观念和制度统合起来。因此，构建政治民族成为动员社会大众和构建政治新秩序的一项政治工程。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识字率的提高，社会大众对接受新思想的知识精英比维持旧秩序的传统王权和贵族更有亲近感，而外来力量增强社会整体的威胁感、传统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以及对新兴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塑造出以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为主导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在观念上完成传统臣民的等级身份体制向现代国民的平等身份结构转型。在目标追求上，国族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世俗共同体。国族支配着地域范围内大众的精神信仰，为民族认同而垄断公共文化、公共教育以及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在西欧兴起的国族观念不是源于宗教观念，也不是取代基督教的先验地位和超越理念，而是仅关注此岸世界的世俗存在。因此，国族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世俗世界如何重建秩序，其目标与现代国家的政权构建与秩序巩固相一致。但与现代国家注重当下秩序构建并强制落实不同，国族构建有三个任务：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尊严捍卫与平等身份保护；把所有个体内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责任以及外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统合起来，致力于推动多重共同体的统一性；消除共同体内部群体或个体的多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紧张，使之完全服从于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国族构建可以根据当下身份认同的要求追溯古老的文明来源，调动各种传统资源，为共同体成员绘制共享美好生活的未来蓝图，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把社会个体的命运和尊严与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和兴盛有机联系在一起。从此，政治共同体成员以平等身份的观念与制度为同质性存在，而国族成为捍卫个体尊严和命运的最有效保障，从而决定了现代人的共同存在样式与状态。反过来，社会群体所共识并确定的有序状态转化成规范与制度，成为国族构建的高级文化和共同信仰，而共同的道德准则为世俗世界的秩序构建提供伦理保障，知识生产为之提供逻辑论证。这样，国族认同在多重身份认同的冲突和竞争中胜出，不断塑造自我认同并获得主导权，可以抵制超地域的先验性认同，征服跨领土边界的族群认同，压制地方文化与社会认同。在塑造途径上，国族认同主要利用传统与外来两种资源。在现代世界，每个民族国家的国族形成很复杂，塑造方式尤其迥异。西欧早发的民族国家以法国为典型，经过一个绝对主义王权的过渡，以依附性的臣民身份实现社会大众的同质化，消解民众的地域性认同和对封建领主的认同。到18世纪后期，民众对国王的依附、认同与效忠阙如，并转向人民、民族、祖国的集体认同与忠诚，国族才得以形成。这成为几乎所有后发国家效仿的典范，并以两种途径塑造现代国族。其一是利用传统资源。致力于在世俗世界重建秩序的国族观念兴起于早发国家，其最丰富的传统资源是基督教信仰与组织实践，因此，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知识精英利用大量的基督教话语修辞、组织形式与传播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族产生或延续基督教传统，而是传统资源被用来塑造现代完全世俗化的国族观念，创造共同的语言、习俗、信仰与传统，塑造统一的政治认同，配合现代国家的想象与制度构建。其二是利用外来资源。后起的民族国家纷纷仿效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族塑造，全新创造一种身份平等、同质化的国族观念，用于取代对传统身份结构的等级观念。围绕国族的革命性塑造，知识精英大量引入新观念与新话语，创造新概念与新表述，填补自身传统不具备的现代资源。然而，在非基督教传统和非印欧拉丁语系的非西方世界，不具备塑造国族观念的原初情境条件。即便如此，新兴的国族观念塑造依然需要挖掘自身文化传统，是本土与外来双重力量的结合。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其一，利用本土主流的传统因素重新阐释人口同质化的国族观念，使新兴的共同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嵌入传统观念的主脉，使社会群体或个体视之为传统的正常延续。其二，激发与国族观念不明显冲突的传统资源，改变传统语词表述的语义与语境结构，改造传统象征符号的组合方式，重新挖掘并阐释国族观念之前的思维模式、历史人物与文化心理结构，由此“发明传统”，重新叙述历史，“制造”国族塑造的内生性演化特征。其三，明确抛弃并彻底批判与新兴国族观念明显冲突的传统文化及体制元素。剥离国族塑造在西方的地方性经验和原初情境条件之后，直接上升为普遍的理想形态，进而作为规范化与标准化的整体观念而仿效，按照国族塑造的基本元素，对相抵触的历史遗产进行重新排序。在此过程中，激进的知识精英群体始终是国族塑造的担纲者与传播者，对旧式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革命性改造，塑造新政治身份与树立国民新形象。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国族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并无例外和特殊，而是具备国族构建的普遍特征，具体体现在构建原则、形成动因、目标追求与塑造方式等方面。中华民族呈现为国族形式，先后与两种不同性质和主导力量的现代政体结合，即国民党领导的民国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后者最终走上成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并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
3 中华民族的基本特性栖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民族，都要形成并发展其特性，民族特性决定国家的存亡。正如梁启超所言：“国之成立，恃有国性，国性消失，则为自亡。”于中国而言，正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崛起的丰富资源，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识别中华民族的特征与“我们是谁”的身份标记。那么，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国族比较，其独特性何在？在西欧形成的现代早期国家，其政治民族构建的时间并不一致，与国家政权构建的逻辑不同，但在18、19世纪汇合在一起，成就第一批民族国家。其共同特征是基督教神学体系衰败带来精神世界的秩序危机，需要在世俗化的世界重建信仰秩序，在国家权力和现代科学作用下把传统宗教信仰的组织方式与动员策略作为现代世界的政治资源，催生了政治民族，结合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比较而言，后发民族国家之国族构建很不一样，尽管是模仿早发国家的表现形式。国家政权构建与政治民族构建不是先后进行，二者在观念上模糊不清并融合在一起而同步构建。其中，作为政体形式的现代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并以政治民族为单位，对外接受既定的国际法准则，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图富强。但作为一种特定文明载体的国族必须标明和坚持某种价值理念以动员社会资源、塑造国民身份认同、凝聚与整合力量，由此形成民族特性。在后发民族国家的群体中，中华民族的兴起是特殊中的特殊，源于知识精英最初背离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政治体制，尝试用西方文明替代和改造中国传统，但为了激发中华民族的统一体观念和民族精神，又不得不回到自身文明传统，并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矛盾的是，知识精英在理智上依赖传统，视之为政治动员资源，而在情感上又背离传统，使中华民族观念内蕴西方传入与中国传统两种竞争性的力量，两种文明的精华统一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构建。在民国的共和流产之后，知识精英才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观念构建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资源，并与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以此守住国性，其“具象”是“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从此，传统文明在中华民族的观念构建与制度落实中重新焕发活力，并以此推动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团结一致。因此，中华民族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中延续中国传统文明，通过中华民族的观念构建重新找回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把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紧密关联起来。那么，中国传统如何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观念呢？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是“大一统”理念，可以从观念体系、制度体系与日常行动实践网络来理解。在观念体系上主要是围绕“大一统”的元理念而展开。“大一统”理念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精髓与核心。秦王朝通过战争获得统一，确立政治“尊王”与文化“崇礼”而追求天下一家的观念，统一语言文字、货币、交通与度量衡等物质生产领域，而到西汉时期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和象征符号系统，统一形成天—子—民的三级观念体系和官阶体系，把天下观与人伦观结合在一起。此后历代王朝经历重建、兴盛、持续与崩溃的历史周期循环，但都离不开作为统领性原则的“大一统”理念，并通过一套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落实。“家”是最小的观念单位，上升到边界开放的“天下”观念，使家—国—天下的伦理逻辑与天下—国—家的制度逻辑相互配合，成为制度体系的中枢机制，由此扩展到朝贡体系、行政区划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之间彼此关联，既巩固王权又直接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使之时刻感知天下中心的存在以及天—地—人的一体。“大一统”理念把观念、制度与行动紧密关联，成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追求，在近代之后成为中华民族构建的重要资源，也是现代中国人自我认同、追求领土完整与团结统一的内在精神支柱。显然，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理念与制度体系为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的统一构建奠定了统一基础。其中，垄断军事-经济体系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不用经过西方现代早期封建领主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而垄断文化-信仰体系塑造高度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追求家国一体的精神力量，而不用经过西方从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衰败到世俗性的民族精神构建之间的人为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民族”(nation)作为一种人群划分的政治观念形态，虽然在形式上来自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但在内容上完全符合中国文化自身的世俗传统。以黑格尔的观点理解，“作为国家的民族，其实体性的合理性和直接的现实性就是精神，因而是地上的绝对权力”，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态。具体来说，中华民族在现代理念上采取“民族形式的实在化”，而在传统文化中“自在地存在着”，客观上具有“伦理性的实体”，并落实到普遍化而具体化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形式中。因此，几千年以来的“大一统”理念与制度形态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客观合法性和自为合理性，其独立不仅在形式上符合国际通行的政治单位，而且获得国内与国际社会承认的最高主权。反过来，中国传统文明的观念与制度通过民族国家的现代单位形式重新获得新生与希望，即杜赞奇所谓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所有中国人都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身份而获得平等的尊严与地位，并从中找到精神归属，从而必须捍卫中华民族的存在、尊严与富强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文明意义。正是因为“大一统”理念及其制度落实非常成熟，是一种完全关注世俗生活的价值观，没有西方那种排他性、先验性和神秘性的神权力量干预。在近代中国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华民族观念兴起和传播过程才可能迅速在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中找到牢固的支撑点。这正好符合政治民族构建的两个要件：一是共同拥有丰富传承的历史记忆；二是同心协力发扬历史传承的决心和意志。最集中的历史记忆是“黄帝”与“炎帝”，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通过各种叙事方式和宣传途径，把传统世俗的神话人物以及后继的英雄人物塑造成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象征符号，而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无论哪个历史文化群体，都搁置争议和冲突，全部是“炎黄子孙”，由此激发起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感，并根据“中华民族”观念起源与发展过程重新书写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在兴起与构建进程中，中华民族观念主要是受外部反帝反殖民的刺激，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接踵而至，暴风骤雨式、短暂而迅速地涌现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政党与国家动员并整合国内不同的社会群体，为救亡图存而联合，形成一致对外的团结意识。当然，随着外部“敌人”及其威胁程度和性质差异，根据对外防御的要求不同，国族意识的动员方式与话语策略不同，所能选择性调动的传统资源也不同。但总体而言，现代中国在想象与塑造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性，表现为世俗性、开放性、非排他性、自我捍卫与一致对外的防御性。相反，西方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族构建过程普遍夹杂着种族问题、宗教问题与移民问题，从而使现代民族的政治构建带有排他性、侵略性与对抗性特征，而政治身份也始终面临来自这三方面的挑战。其中，美国主要表现为种族问题，其国族构建最初是针对非裔美国人的奴隶制，是在白人的“我们”反对黑人的“他们”中形成的。但其他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是因神教的排他性及其超越性的衰弱而引起。比如，西班牙是在反对国内犹太人和穆斯林中塑造出弱的国族认同，法国是反对国内新教过程中形成强的认同形态，而英国也是在反对国内天主教的过程中发展国族构建。可见，西方国家的国族构建主要不是对外防御，而是主要源于国内种族与宗教群体的相互排斥。正如安东尼·马克斯总结的：“统治者认识到，如果国内宗教冲突受到削弱，他们无法发动有效的对外战争，军队也难以忠诚，因此君主通过国内的宗教排斥来建立民族的统一忠诚，正好迎合底层大众的行动意志。”当然，不同文明体系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在特定历史机遇的作用下形成特定国家的国族特性，这不仅锚定了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同国族的性格特征，而且也对国族身份意识的动员机制和身份认同危机的发生机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01
02
赖海榕、林林：民族认同及其塑造—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
03
扫码二维码
查看2021年3期内容